自由撰稿人张丹红：德国主流媒体为何一再传播谎言

　　德国主流媒体这些年越来越失信于民，于是“谎言媒体”成了坊间的热门词汇。其实“谎言媒体”不是一个新概念。它第一次出现在德语地区是19世纪中叶。保守的天主教徒对新兴市民阶层的媒体不屑一顾，称之为“谎言媒体”。一战期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眼里，敌对的协约国媒体自然是“谎言媒体”。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控制的媒体、同盟国的媒体，还有后来德国内反战力量的媒体统统被纳粹视为“谎言媒体”。由于它是纳粹语言，因此战后成为联邦德国禁忌，只是原东德时不时抨击西方媒体为“谎言媒体”。

　　那么德国以及西方媒体真的会说谎吗?我在德国主流媒体工作30年，自己没有刻意说过谎，也没有发现身边同事说过谎，但是我们一再犯下传播谎言的错误。近30年前，主流媒体积极参与了“保育箱谣言”的传播。据称，伊拉克士兵在1990年8月攻打科威特时残杀科威特早产儿。当时，一个叫纳伊拉·阿斯萨巴赫的女孩子在美国国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讲述了这个恐怖故事。后经证实，这完全是一家公关公司的杜撰，目的是让美国公众相信对伊拉克开战的正当性。西方传媒界流行一句话：“在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往往是事实真相。”战争时期是谎言满天飞的时候，而媒体人明明知道这一点，却往往以资源不足为由，完全或大部分依靠所谓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造成失实报道。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期间，这类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说德国主流媒体中有意编织谎言的是个别现象，那么回避部分事实就是比较普遍的操作了。德国著名作家乌尔里希·托伊舍称此现象为“空缺媒体”。他引用英语地区的一句俏皮话：“新闻是某些人不愿让大家知道的东西。剩下的都是广告。为什么媒体对联邦政府增建幼儿园广而告之，对一些‘维基解密’的细节却避而不谈?”

　　“空缺运作”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媒体对难民危机的报道。德国奥托·布雷纳基金会于2017年发表了一份有关德国难民危机报道的调查报告。作者在分析了三万多篇报道之后得出结论：媒体完全聚焦政治精英，把难民危机变成了一场为执政党政治家举办的研讨会。而实地调查后写出的真实报道只占6%。媒体成了政治精英的传声筒，记者自觉自愿地充当政府发言人。他们为欢迎文化摇旗呐喊，宣传大批难民涌入如何有利于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老百姓的顾虑和担忧视而不见，难民队伍中可能混有恐怖分子以及部分难民的暴力倾向也是禁忌话题。在这种一边倒的高压下，电视台采访的反恐专家都排除了恐怖分子混迹难民队伍的可能，说恐怖分子有其他的途径来德国，不必承受巴尔干线路的艰辛。直到2015年11月巴黎恐袭凶手以及德国逮捕的好几名伊斯兰恐怖分子都被证实是趁乱来德国的难民时，这一禁忌才被打破。

　　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有一句关于记者的名言：首要的是道德，其次还是道德。由于对难民敞开怀抱的政策符合“左派”的道德标准，因此凡是对此政策提出质疑就是“不道德”。这也是德国近年来言论自由框架越来越窄的原因。前不久，德国一位知名记者公开承认：立场比事实更重要。因为德国媒体的道德化倾向严重，其报道的片面性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明显。比如没有哪个国家对特朗普的报道比德国媒体更为消极，因此也更为片面。

　　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报道还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是个邪恶国家”的大框架下，任何针对中国的客观积极言论都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一位前驻京记者曾坦言：对中国做一次积极的报道，编辑部不说什么;但是如果有第二次，总部的同事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被中国“洗脑”或收买了。而只要基调是抹黑中国的，多么耸人听闻的措辞都不会引来同行的批评。

　　前德国电视二台驻中东通信员乌尔里希·蒂尔格纳曾说：德国记者不说谎，但他们“简化、回避、歪曲或篡改部分事实”。如果他的判断属实，那么在“谎言”和“空缺”之间做区分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原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