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康保险集团陈东升：企业家应该是民族的优质资产

　　2020年第12期《三联生活周刊》出刊,在“商业”专题中,大篇幅勾画出泰康在这场“国家战疫"中奋不顾身的生动形象。

　　在这场“国家战疫”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著名企业家陈东升的身影。他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他积极思考如何运用已有财富与资源回馈社会,并切实有效地付诸行动。多年来陈东升秉承“服务公众、回馈社会”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启动“溢彩公益计划”持续支持生命和大健康公益行动,在全国陆续捐助养老院,让更多的老人安享快乐、幸福的晚年。此次我们有幸采访了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陈东升,听他讲述一个企业家“危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公民担当。

　　问 :早在 1 月 20 日,泰康保险集团就针对新冠疫情成立了工作小组,一方面为泰康的保险客户、养老社区、医院病人提供服务和安全防护,一方面展开公益救援,对武汉进行短、中、长的驰援。为什么泰康能如此敏锐地感知这次疫情的严重性?

　　陈东升 :保险就是关爱人的健康与生命。20 多年来,泰康有一个很强的机制,只要新闻报道了危难事件,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迅速调查有没有客户涉险,并第一时间赔付,这在保险行业是十分重要的。

　　2003 年抗击“非典”让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时泰康给医护人员赠送了保险,其中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通州有个放射科大夫感染“非典”去世了,我把理赔款送给他的夫人和儿子,当时他儿子还在念高中一年级,这笔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帮助。

　　我们用 8 个字来诠释这种捐助 :“为爱尽责,让家无忧。”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也赠送保险给记者。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医生和记者都是战士,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所以这一次,我在第一时间做了布置,紧急做了一个方案,给武汉市所有医护人员赠送保险,保额 20 万元。之后,捐赠范围扩展到全国 450 万名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我们有一句话,买保险就是尊重生命。

　　问 :此次疫情来势迅猛,医疗资源发生挤兑,物资越来越难获得。泰康很早就组织起来,对紧缺医疗资源进行了捐助。这是如何做到的?

　　陈东升 :疫情发生之后,我让同事迅速与武汉方面沟通。当时想,捐多少钱合适呢?那时还判断不了这次疫情风险到达的程度。我们送了保险、捐款 1000 万元和5 万只口罩——这是在 1 月 21 日和22 日,此后,物资就越来越紧张了,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都很缺乏。武汉的情况是 :钱来了以后缺物资,物资来了以后缺人,之后缺床位。

　　泰康出得上力,是因为大健康产业的战略布局。泰康同济因为疫情提前开业,成为此次武汉抗疫主力医院。泰康仙林鼓楼医院也派出了医疗小分队参加抗疫。我们的医院、养老社区、供应链等资源,在这次抗疫中全部用上了。

　　问 :在紧缺的医疗资源里,最核心的是床位。泰康同济(武汉)医院成为了武汉战场上的主力医院。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让医院提前启动,加入到抗疫中去?

　　陈东升 :最开始,我们定位的是“方舱”,医院离正式开业还有一段时间,设备没有完全到位。有关领导到医院看了之后,觉得可以作为定点医院使用,我们就与军队、政府三方共建,成了收治确诊、重症患者的主力医院。疫情发展到现在,火神山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光谷分院、中部战区总医院和泰康同济(武汉)医院,都是军队医疗队伍在武汉入驻的医院,一共收治了 4000 多人。

　　这样一来,就涉及对医院原有设计的改造。两个难点 :一个是污水处理,另一个是 ICU 负压病房——这些设备都必须迅速改装,对我们而言是个挑战。武汉的同事一开始预计完成改造需要一个月,但是一个月疫情都过去了,肯定不行,后来缩减到20 天,到最后缩减到几天,日夜加班,完成工程。关键时刻,我们就是要果断、坚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问 :您有没有在经济上估算过,这次改造收治传染病患者,未来再改回到从前设计的综合性医院,成本有多大?

　　陈东升 :我还没有想过这些事。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是一种战时状态。这个时候国家要征用资源,我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企业家,就应该站出来。我跟同事们讲,这次疫情救援花了多少成本,一切都不用想。危难当头,匹夫有责,救死扶伤,实现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做大健康的,这个时候能做贡献,能派上用场,就特别欣慰。火神山医院的建成,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它是以 10 天神速盖起来的,最后住满花了一个多星期。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则是以军民共建的形式,成为武汉另一个收治重症病人的主力医院。这时就是要万众一心,打一场阻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问 :您在武汉“封城”后不久就提出,要拿出1 个亿来建立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您为何有了改变公共卫生体制的相关想法,这个基金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东升 :传染病一旦暴发,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任何国家的准备可能都不会很充沛。国家领导人最近的讲话内容,主要是预防机制。另外一个理念是重视生物安全,因为病毒攻击人类的风险一直都存在。我们做大健康体系,也要思考相关问题。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需要思考生活的质量、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公共卫生治理。

　　我们推出了“爱心保”公益保险,建立了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我们还给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捐赠了 1000 万元。公共卫生将会是未来大家都思考的一个领域,这与我们的大健康战略也是一致的。做公卫基金也好,捐赠科研机构也好,是希望未来有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智库,不光是出钱,还要调动我们的研究资源和战略合作伙伴,大家一同来做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

　　问 :这一次抗击疫情聚集了很多社会力量共渡难关,包括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等。当人们习惯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时刻,再回归到经济社会常态时,对开放市场的发展是否有所影响?在这次疫情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用以建设更好的未来?

　　陈东升 :改革开放 40 年的重要经验就是“开放”。比如说,我们制造业的开放,吸引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让我们成为制造业大国。而今,我们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的是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开放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泰康作为一个市场化企业,我作为一个企业家,肯定是市场经济的守护者、代表者,也一定是法治经济的守护者、代表者。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稳定,国家梦想与企业发展并行不悖。

　　在特殊的关键时刻,发挥国家体制的作用 ;平时尊重市场,坚定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这听起来很抽象,实则是具体的,作为企业家非常清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创新,发展壮大企业,为客户提供便捷实惠的服务 ;创造利润,给国家提供税收 ;通过工资、奖金和股票等形式,让员工家庭幸福,同时企业也不断成长。这与国家社会繁荣稳定、人民生活幸福的方向是一致的。

　　问 :这一次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很多企业从捐款,到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加入到抗疫中来,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您如何理解中国企

　　业家现在与未来的社会责任?

　　陈东升 :泰康这次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对重大灾害及时补偿和救助,捐钱、捐物、捐保险 ;二是我们贡献出了核心资源,1000 多张床位,这些甚至比捐钱、捐物更重要;三是我们出于对未来的思考,设立了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公共卫生的核心是大健康,这与我们公司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了。疫情过后,大家肯定都会反思,但我们想行动得更早、更快一点儿。

　　泰康有 80 万员工,这些家庭的幸福就寄托在泰康保险集团身上,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企业家都是行动派。危难当头,企业家在各自领域里的资源和积累,都拿出来“奉献社会”,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个有正能量、社会责任感、追求创新的阶层在成长。田源(元明资本创始人)师兄说,这次疫情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是整个国家、民族非常宝贵的优质资产。我非常赞同,我过去也说过企业家是国家和民族的筋骨。企业家群体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